雷升录    安康学院

大康的这部小说集，首先给我最明显的感觉是他的语体方式的改变。在他的前两部小说集《我们曾经相爱》和《世界尽头一丝光明》中，他的语体基本是翻译语体，可能是因为受译作的影响较大。翻译语体从话语角度看，语言更多的体现为介质性的，是符号和工具，语言发挥着评介与解释性功能，语言的本体意义并未呈现，也就是说，语言与生存处于分离状态，语言仅是承载思想意识的工具，它无法达到建构精神世界，显示生存意义的层面，未能实现语言与存在的同一，在这部小说中，他的叙述语体已完全汉语化了，他竭力让思想意识在语言中变得明晰，语言也自然就成为生存的直接现实。

这部小说集给我的另一感觉是“思”的浓度强化，他前两部小说中已渗透出一个学者型作家特有的“思”，但更多的是诗人气质的感悟与体味，激情远远大于哲思，或者是“思”尚未上升到文化理性的层面，仅是对某种现象的直观判断，并没有把这一现象纳入更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中来思考，进而作出价值判定，在这部集子中，他明显地从现代文化理念为背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我们民族数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价值观予以审视。在他的每篇小说里都可感到这种文化理念的存在，也可看到西方文化的参考坐标，读他的作品，我们可随时找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等人的存在，也可感到余华、苏童的存在。

第三个感觉是，虽然这部小说集和从前的小说一样，基本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但在以前的小说中，第一人称意味着写自己的精神历程及生活周遭的小世界，而这部集子中，“我”的象征意味强化了，“我”仅是一个符号，一个出生于60年代，生存于当下中国、心灵精神处于不安骚动状态下的知识分子。于是第一人称为自我心灵的显示提供了有利的途径，这一个“我”不再是私人化或半私人化写作中的个体自我，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蕴，无论是谋杀贾平凹的我，还是追寻爱情、逮老鼠或是画画的我，都不再是生活于自我狭小天地的自我，而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对狭小自我的消匿本身就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意义。一个人的写作，倘若仅是限于自我，那就只是表现，表现是连动物都会有的本能。文学是传达，是要写出人们共通的，也是为众所认可的，就像舞台表演的歌唱家，是以人类审美原则为基本规范的，他不同于卡拉厅的个人表现。走出自我，小说才能获得它本身的意义，我相信艾略特所说的诗歌写作是消除自我的，这一原理也永远是适宜于小说的。

在我看来，小说作家按其创作动因来说，大约可分为四个不同的级次：一是思想型作家，他以其独特的思考，探究着生存现实的困惑及矛盾，在对民众精神进程的关注中，进行着文化启蒙；一是文化型作家，是在传统写作意义上，传承着小说这一文体方式，坚守着传统的正义、邪恶、善良、理想、真与美等价值观念，传达着我们生活的喜怒哀乐；一是市场型作家，是为文学创作产业化，求得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创作群体；一是媚俗型作家，无论是媚政治、经济、网络、时潮话语等等，以求人生效益最大化的写作群体。在这四种不同的创作群体中，大康是属于思想型的，虽然他的创作还带有更多的私人化色彩。

大康小说的鲜明特征是整体意向反叛性（反叛精神是人的心灵精神的制衡机制），这一反叛性植根于其“思”的内容，在我看来，其创作的思想性大致集中表现于这样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都是显示出作家坚实的文学功力）：

首先是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样态、精神处境的揭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无论是人性、人的精神，还是人的生存，倘若是经历了极度的抑制、困缚，那它在后来的匡正中，必然会是由一种扭曲转化为另一种畸形，这就好像青春少年时风流成性，珠老花黄时矢志守节的妇人，她是无法回归到正常人的心态的。在经历饥馑、贫困、抑制、忧伤等多种磨难之后的中国国民，在温饱正解决，精神相对自由、生存无大的威胁的情形下，却体味到了生的悲凉。于是在没有丰富物质支配的条件下，走向了极度的奢侈，在没有现代意识的精神背景下，都追逐着现代享乐，因而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交杂在一起，撕裂着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精神，就像《秋雨》中的秋雨、《双梦记》《狗男人》中的我一样，骚动、不安、迷离，似有所求又无所求，清晰又恍惚困惑等一系列矛盾构成他笔下人物基本的精神状态。生存于这种状态中的心灵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吞噬着，正如一个能够欣然接受男女之间自由性交往的理念的女学生，却不能承受与自己钟爱的情人自由分离一样，现代或后现代都是一个系统理念，连同观念与行为，你不可能接受一者而否弃另一者，就像你买西瓜，不能只买瓜瓤不要皮一样。

其次是对人性的思索。探讨人性自古以来就是文学始终承担着的使命，一种文学还不能在人性探讨的层面上展开，那它就不可能回归到文学的本体意义上来。文学对人性的探讨，一方面是追寻解析我们不确切的人类心灵精神处所蕴含的基本意义，另一方面自然是丰富、充实着这种心灵，为人类心灵精神赋予文化性内涵，同时也在冲突、消解他种文化形式对心灵精神的抑制与阻遏。在《秋雨》《双梦记》《狗男人》《苍蝇》《另一个国度》《从水中出来》《勾引者手记》等篇目中，都浸透着这一主题。《秋雨》中秋雨喜欢和“我”玩却拒不上床意味着什么？《狗男人》中狗与对话中的我在狗眼里是什么状态？“勾引者”与自己妻子的被人勾引又指向什么等等，都指向了对人性、人的心灵精神的探讨。

再次是消解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始终是把人置放于宇宙中心，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因而人成为他者存在合理性的依据，这种极端的人类自我中心，几乎导致地球上其他种物种的灭绝，也将人类生存的世界渐化为非人的。在大康的小说中，《老鼠》《苍蝇》《黄鼠狼》都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抗击。在人类眼中，老鼠之所以要捕，原因只有三个，一是吃粮食；二是打洞；三是给人传染病。试想一下，老鼠不吃粮食吃什么，不打洞难道盖房子，人类又把多少病和不良嗜好传染给了老鼠？至少在人类开垦土地之前，那荒原也是老鼠的家园。在人类飞机飞升以前，天空早就是苍蝇的领空，这到底是谁抢占了谁的生存空间？

对媚俗文化的抗击与拒斥，体现了作家特立独行的文化个性。在《我是如何谋杀老贾的》中，这一意识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媚俗既是大众文化的也是商业文化的，它的致命的诱惑力在于他的煽情性与麻醉性，它在消弭的人的生命活力，扼杀生命的激情与生机，它会让男人阳痿，更会让女人在麻木中放荡。肥皂电视剧、流行歌曲、无聊的娱乐都具有这种特征。在文本中，老贾是作为一个文化象征出现的，它只是媚俗文化的一个符号，作家通过对他的谋杀，从自我心理上实现了对这种文化的拒斥与否弃。

爱欲的恣意抒写是具有浓郁诗人气质的作家对生命的颂歌。在诗人眼里爱欲是生命激情与生机的呈现。爱欲是当代文化最显著的一个表现主题。无论是娱乐文化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爱欲表现及宣泄已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内容。爱欲在当代是指男女之间一种以感官享乐为调的愉悦身心的审美活动，是生活审美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是人的肉体和感官解放的基本标尺。在这种欲念里，男女间的关系再也没有爱情的纯粹与亮洁，但也不是色情的低俗，而是一种健康无害的公益活动，虽然它也是现代商业化营运的结果，但它符合人性，且与人类的文明指向是完全一致的。爱欲产业应该说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发展最迅猛的产业，从服饰、化妆、整容、娱乐文化、影视、网络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度，处处都渗透着这一印痕，大康小说中大多篇目都与这爱欲相关，这在根本意义上应该是基于他的诗人气质，没有爱欲，诗人自然就如同被弃置在荒野中的鱼，满怀激情地肯定这一欲念的合理与自然，正传达出诗人内在的生命欲求。

最后是对现代叙事方式的探索，表现了作家特殊的现代性意识。现代生活自然要求具有现代性的叙事话语与叙事方式，大康这部小说集的每一篇都是新的叙述方式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大康探索了变形、幻化、梦幻、象征、隐喻、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空错置、仿拟、印象叠加等多种现代方式叙事，以表现当代生活及多样化立体式的心灵精神世界。应该说他的表现方式不仅是新颖的、也是较成功的，在陕西作家群中，能自觉地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叙事方式来传达当代主体多元的精神状态的，只有大康、寇挥、爱琴海等三位，因而他的现代性叙事对当代陕西文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