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维荣  安康学院

甲午仲秋，正是秦巴山区天高云淡、稻香鱼肥的时节，我有幸收到省作协副主席冯积岐先生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漩涡》。这是一部以湖南移民在汉阴漩涡古镇及其周边开发经营、生存繁衍的近代二百年间史实为根据，而又融入了作者对这段丰富复杂的历史独特思索的小说。几年前，我在主编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研究》时，曾读过冯先生的《沉默的季节》，知道他是善于写乡土世界人生百味的高手，于是，便以迫不及待的心情，进入了作者营造的艺术世界。

一

十多年前，汉阴籍文化学者陈良学先生在其大著《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中，详细叙述、梳理了近代二三百年湖南、广东移民安康的具体情况。现在，作家冯积岐又以小说的形式，细腻描写了吴、沈两大家族的先祖由湖南移民到汉阴二百多年间十三代人的开发史、奋斗史、生存繁衍史、兴衰浮沉史，展现了陕南厚重的历史风云和汉阴独特的民风民俗。使我们对此有了更生动、丰富的印象。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一个古老悠久而庞大的民族从何写起呢？当然只能从某一个村落的家族着手。因为家族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它是社会形成的原始形态，是汉民族分散在大大小小众多村落的基本单位。家族“秘史”中凝结着历史、文化和生命的脉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认为：“家族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它分担了人类经验中的一切兴衰变迁，是认识人类进步过程的珍贵标本”，所以家族的历史往往就是社会进展或民族进程的缩影，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意蕴和文化机制。它与时代的变迁保持着距离同时又受到历史脚步的强烈冲撞，成为历史中被忽略的记忆。因此也就成了文学创作想象、探索、思考的广阔空间。《漩涡》以吴、沈两大家族的秘史及其风云变幻为背景，以历史变迁的步调为动向，以文化的嬗变为底蕴，以生命的脉动为行程，纽结成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吴家第一代移民吴尚国刚成年，就因为县衙三丁抽一的硬性规定，在乾隆二十一年由长沙冷木冲踏上了北迁的漫漫人生路。经历了千难万险的生死考验，最后落脚到汉阴漩涡。靠自己的顽强拼搏和宽厚待人品德，慢慢赢得了当地社会贤达和普通百姓的好感与信任，终于扎下了根。然后又凭自己的精明苦干，开荒造地，开店经商，逐步有了一份家业。再把老家的父母弟弟迁来落户。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吴尚国的岳父，另一个大户沈家，比他们移民的时间还早。多少代以前先是由浙江迁到四川，后又由四川迁到汉阴凤凰山一带，经过十几代人的艰辛奋斗，逐步发家致富，由山区发展到月河川道的涧池，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

然而，当历史进入清末民初，由于封建王朝的日益腐朽，导致国外列强入侵，国内民不聊生，战乱频繁，盗匪四起，有枪便是草头王。普通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吴、沈这样的大户人家更时时处在各种地方势力和土匪的威胁之中。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亲族的生命财产，不得不斥巨资修村堡、建山寨。但是，在人数众多的土匪亡命之徒数次攻击下，还是家破人亡。吴沈两家的后人们，也是经历了一次次天灾人祸，时而兴盛，时而败落。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吴家第十三代后人吴大山经历了一系列人生变故后，终于落草为寇。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虽然放下屠刀，改恶从善，但到了五十年代的“镇反”运动中，被迫再次出逃，最终被剿匪部队击毙。

《漩涡》中吴、沈两个移民家族在汉阴漩涡几百年间的繁衍生息、兴衰沉浮，从大里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历程的缩影，从小里说，就是我们陕南汉阴漩涡几百年间兴衰更替、时代变迁的生动写照，艺术再现。

二

塑造生动丰满的典型人物形象，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重中之重。权威的《辞海》对小说主要特征的解释是：“文学的一大类别，叙事性的文学体裁之一。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当代小说研究专家，西北大学教授赵俊贤在其《中国当代小说史稿》中提出：“文学、小说就其总体性的实质而言，是人性及其灵魂的完美建构……从历史的眼光看，小说家的追求，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形象手段探索自然、社会，特别是人的心灵的运动奥秘。总体和根本上说，小说基本上是人的灵魂之学。”这些都说明，小说之所以在它问世以来能一直保持着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主要就是由于它能够艺术地表现曲折复杂的人生百态，塑造出生动鲜活的各种人物，打动我们读者与他们同喜同悲、同爱同恨。

但是，典型人物的塑造，同样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人物作为小说、尤其是长篇巨著的重心，是否能将其写好，不仅与作家的艺术素养有关，而且同样与其思想认识水准、胸襟气度人格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冯积岐先生在几十年的小说创作历程中，由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积累了丰富的人物塑造经验。在《漩涡》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中，既有勤劳善良的山民，也有好逸恶劳的混混；既有老实本分的百姓，也有为非作歹的暴徒；既有勤政爱民的良吏，也有骄奢淫逸的贪官。林林总总，涉及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最具个性特色和典型意义的就是吴家移民的第一代传人吴尚国和三次到汉阴主政的知县钱鹤年。

命运，在人们谈到有关人生的话题时，可能是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可是，究竟什么是命运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段话精辟地说明，所谓命运就是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进程中，因为那些自己无法选择、无法逃避的因素的制约影响，而带来的种种后果。首先是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而从古到今，一个人出生于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家庭，对他（或她）后来“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影响又是何其巨大！和平年代与战争岁月、城市与乡村、高官显贵与平民百姓，这些，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决定、限制了你一生的发展空间。还有，在你生活的几十年间，你还会遇到多少自己无法预料、无法选择、无法逃避的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啊！诸如战争、瘟疫、地震、灾荒、政治动乱、家族纷争、意外伤害等等等等。当然，这不是说每个人没有丝毫选择、掌握自己生活的可能，而是这种选择的空间、可能性都是十分有限的，都只能在很多个人意志外的条件下去进行。只有少数理智、意志力量十分强大的人，才能突破不利的客观因素，在艰难困苦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成就一番事业。《漩涡》中吴尚国的身世命运，就是最好的注脚。

吴尚国作为小说主人公，是作家浓墨重彩塑造的一个生动丰满的大男人、硬汉子形象。聪明勤奋，刻苦耐劳，勇于开拓，不断进取，是他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作为吴家第一代有作为的移民最主要的性格特征。

出生于贫寒农家，已经注定了吴尚国此生不可能从先辈那儿得到创业的基础，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去打拼。他的移民迁徙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从湖南到陕西的千里途中，白天赶路，晚上就住在寺庙、林中或乡民的墙角屋檐下，没住过一晚上客栈。尽管这样，离家时带的很少一点钱没等走出湖南就花完了，只有靠吃野果甚至讨饭维持生命。期间又遭遇毒蛇咬伤、江中遇险几乎丧命。一个身无分文的外乡人，千里奔波到了漩涡这个陌生的地方，为了安身立命，吴尚国在伐木场拼命地干活，凭自己的一身力气和苦干巧干赢得了黄包工头的信赖，站稳了脚跟。后来在牛二负伤时他发现了黄的为富不仁，就毅然离开伐木场到了堰坪，给大户杨家帮工盖房。因为干活卖力，为人厚道，受到主人杨建和的器重，成为杨家的长工，为他在此扎根打下了基础。但他没有满足于仅仅有一口饭吃，当发现周围有很多土壤肥沃的荒坡后，他便起早睡晚，在工余靠一把头开垦荒地，种上庄稼。两三年后，他竟有了三十多亩属于自己的土地。然后，回湖南老家把三个弟弟接到汉阴，兄弟一起艰苦创业。自此风生水起，修田造地的规模越来越大，收益越来越多。期间虽然也不断遭遇暴雨毁田，大旱绝收的挫折，但他却从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愈挫愈勇，跌倒了爬起来再干。在他们的带领与影响下，其他当地乡民纷纷效仿，垒坎造田，扩大生产，形成了今天仍然具有价值的凤堰万亩梯田。

吴尚国性格特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为人谦和，重情重义，是非分明，大义凛然。他初到汉阴好不容易在万家扒找到一份伐木的工作，聊以挣钱糊口。本来已经靠自己的聪明勤劳站稳了脚跟，但当工友牛二被砸伤包工头不管时，他毅然辞工送其去治伤，使牛二兄妹深受感动。哥哥从此成为他创业的好帮手，好管家，妹妹则对他产生了浓厚的恋情。他对在汉江里救了他的沈来荃、沈世芸父女，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对长者处处尊重孝敬，对女儿关爱有加；虽然他从感情上更喜欢漂亮单纯而又对他一往情深的牛杏花，但因为不愿伤害世芸的感情，他满怀内疚地婉拒了杏花，与世芸结成了夫妻；尽管他后来发家致富，声望日隆，但却一直忠实于夫妻之情。

经过多年奋斗拼搏，吴尚国成了当地家大业大的首富。但他不像某些人那样成为金钱财富的奴隶，吝啬鬼，而是善待雇工，关心体恤，热心公益，修堰筑路，造福乡里，广结善缘；遇到饥荒年拿出几百担粮食赈灾救贫，开办舍饭场接济村民和路人。小说上卷结尾，在白莲教烧杀抢掠的危急关头，吴尚国为了掩护本族本村妇幼老弱出逃，毅然坚守到最后，被暴徒残酷杀害。他的岳父沈来荃，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在匪徒强迫自己驾船摆渡时，趁着冷静，不动声色地将船驶入汉江漩涡，与十三个匪徒同归于尽。他们翁婿面对邪恶，奋勇反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显示了我们民族的精魂！

钱鹤年，是作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塑造的另一个“父母官”的感人形象。他作为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靠寒窗苦读二十多岁考上进士，开始步入仕途。一生几十年，三次在汉阴主政，每次都留下不少感人的佳话。第一次是主持正义，以理公断吴尚国与杨家不肖兄弟的纠纷，按照朝廷规定，依法保护了吴家移民开荒造田的合法权益。几十年后他第二次到汉阴主政，对抗击白莲教土匪壮烈捐躯的吴尚国敬佩有加，亲自上门慰问抚恤。为了发展生产，他把老家浙江的优良蚕种、树种引进到汉阴，大大提高了桑叶和蚕茧的质量，增加了收入，调动了农民兴桑养蚕的积极性，从而增加了可观的收入。汉阴的生丝一度在武汉市场上占到了十分之一的份额。大旱之年，他为了解决百姓的生计，四处奔走，累的大病一场。耄耋之年他第三次在汉阴任职，惩处不守戒规的淫荡和尚、尼姑，探访民情时发现一家孤儿寡母快要断顿，立即拿出自己的饷银接济。为解救被彭木匠造反连累的汉阴百姓免除朝廷的惩罚，他冒死向皇帝陈明实情，还老百姓以清白。平定叛乱之后，他终于累倒，一病不起，死在任上，身后只留下十多两银子的积蓄。他三次主政汉阴的政绩与高风亮节，感人至深，世代流传。

无可讳言，作者在塑造吴尚国、钱鹤年这两个正面典型人物形象时，是寄寓了自己美学理想的。但他并没有人为地拔高人物。他在倾注自己敬仰之情表现他们高尚品格、节操的同时，也真实地描写了他们身上的某些人性、时代的局限，比如吴尚国一度想将丫鬟“收房”，钱鹤年的“求雨”等。这样并非“高大全”的人物，才更加真实可信。

小说的精髓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有如此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它吸引古往今来的无数作家读者为之废寝忘食地（特殊情况下甚至甘冒坐牢杀头危险）创作、阅读、保存的魅力与价值究竟在哪里？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它能够艺术地表现曲折复杂的人生百态，塑造出各种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并由此对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进行反思。《漩涡》的思想艺术价值正是通过这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体现出来的。

三

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是作家以审美的方式，将自己感受、认知、思考了的社会生活生动地表现出来的艺术创造，其思想主旨必然体现出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真正的好小说都包含了作家对生活的某种真知灼见，而不是简单地表达出一些人云亦云的公共话语。但是，说出自己的话，并不那么简单容易；尤其是当自己的某种见解、认识不合流俗，特别是不合主流政治观念时，发出自己的声音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敢于把自己对生活、对历史的独特见解真实地表达出来，就是对一个作家胆识、人格力量的严峻考验。在中外文学史上，不少文学素养、才华相近的作家，其小说的思想艺术水准却大相径庭，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这种胆识和人格力量的差异。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将这种胆识和人格力量称为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可谓切中肯綮。文学史上那些写出伟大作品，因此从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的人，都具有这种胆识和人格力量。屈原赋《离骚》，司马迁写《史记》，肖洛霍夫、帕斯捷尔拉克创作《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都是这方面最好的说明。陈忠实《白鹿原》、莫言《红高粱》《生死疲劳》等小说的巨大成功，则是中国当代作家创作中典型的例子。冯积岐的《漩涡》，在这方面同样显示了独特的历史观和非凡的胆识与勇气。

《漩涡》以历史为参照坐标，在纵向上，它展现了从十八世纪中叶到新中国成立二百年的历史行程，这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在横向上，它选择了位于陕南汉阴的漩涡、凤凰山及涧池川道为历史演变的舞台，以吴、沈两家十多代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描写了众多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悲欢离合、生死际遇、拼杀搏斗、恩怨纠结的生活图景。但作家不是简单机械地按照我们多年来认识历史的思维定势进行创作，而是在占有充分史料的基础上，对自己所感知到的历史进行解构、编码、重组，打破常规的思维定势和已有习惯模式，对李自成、张献忠及白莲教起义作出了不同一般的新的评价，对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的真正动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长期以来，我们史学界简单、片面地把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尤其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而对其进行肯定和赞颂。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绝大多数文艺作品，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路和模式。但是，我们在《漩涡》中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小说第二章吴尚国送牛二到汉阴城益善堂治伤，闲聊时老郎中给吴尚国说：“他们的祖上是李自成、张献忠作乱那一年从四川逃到汉阴来的。他们那里的人，十有八九被贼人杀戮了，抛到河道里的尸体拥堵了河水，河水都倒流了。这些贼人拿下一个村庄后就斩尽杀绝。如果有哪个县城里的人敢抵抗，贼人破了城池，城里的人就休想活下来一个。他的祖上能逃出来，算是万幸了。”如果说这老郎中的话只是对过往历史的回忆，那么作品上卷最后一章白莲教袭击漩涡堰坪时的残酷杀戮，就完全是正面描写了。当吴尚国转移了家中老幼后，为了保全村堡的百姓，决定放弃抵抗，主动打开堡子的大铁门后：“白莲匪呼喊者着一拥而进，他们进了大门，挥起了刀片，随着手起刀落两个家丁的头颅便被砍了下来……”接着，教匪头领毛连起凶残地砍断管家牛二的双腿，割掉吴尚国的舌头，砍掉双腿双臂，挖去双眼，割掉鼻子、耳朵。牛二、吴尚国咽气后，匪徒们又残杀了三十六个护院的家丁。这还不罢休，教匪随后又杀死了从外面才回来的吴尚泰父子三人和未及逃走的吴家族人。他们在村堡里整整搜寻杀戮了一天，临走前又放火烧毁了吴家大院的所有房屋……

有人或许会说，小说都是虚构的，夸张的。为此，作者特意在本章结尾引述历史考证：“许多年以后，历史学家经过考证证实：白莲教起义使全国人口损失了一亿一千万，全国平均三个人中死去一个，这是白莲教和清军相互屠杀的结果，许多无辜的人死于白莲教和清军的刀下。为剿灭白莲教，清政府耗银二亿多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几千年的世界战争史上从未死过这么多的人……仅仅汉阴县就损失了一千六百一十七人。”
小说的24章又写到太平天国军队路过漩涡时的大破坏、大屠杀。他们先是因为漩涡商铺林立违背天国的禁令而放火烧毁，并杀死敢于救火的人；后又在盘查路人时，将手上无茧子的人统统视为商人而斩杀。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烧杀，引起了镇上市民的愤怒，当晚有胆大的便袭击单独外出的太平军士兵。结果招致更大的报复性屠杀：“天一亮，太平军发现有十七个士兵不见了踪影。营标一怒之下，下令屠镇，他们见人就杀，老人小孩一律不准放过。他们砍下孩子的双腿，放在火上烤一烤，啃着吃。漩涡镇上一千多人几乎被杀光了。”

小说下卷所描写的二十世纪上半期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这几十年，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最为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时期。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到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从国共两党的联合、斗争到中日两国的八年血战，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苦苦地挣扎。偏远的陕南山区，成为各方势力交错扭结的地方。小股土匪，大股杆子队伍，官府自卫团，民间武装，怀着进步理想但尚未找到红军、接受革命理论武装的地方游击队，出于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不管是哪一家武装，都要吃饭穿衣、要买枪械子弹，钱从哪里来？自然是向各家商号和乡民摊派或明借暗抢，稍有不从便人头落地，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沈国清当了土匪头，与其他杆子队伍打打杀杀，时而归顺官府，时而反水自立，最后被暗杀于汉口；沈国富投军吃粮成为杨虎城的亲信，参与西安事变立了功，后在中条山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吴家的最后一代传人吴大山也拉起一支队伍，时而是保境安民的义士，时而是杀人越货的土匪，时而又成了官府任命的镇长。最后虽然弃暗投明，但灰色的历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镇反的对象，也难逃一死。

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审视《漩涡》，可以看出作者全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他淡化了阶级斗争，突破了以往文学作品的立场和倾向，从吴、沈两大移民家族白手起家，垦荒造地，发展生产，开埠经商，积累财产，富甲一方的经历，还有当地村民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也投入垒坎造田，共同建起万亩梯田的壮举，说明了“发展生产才是硬道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正是白莲教、太平军和清末民初的军阀混战，土匪蜂起，一次次对和平、安宁的乡村造成了破坏，带来了灾难。所以，只有和平安稳的环境才能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长治久安。《漩涡》以“家族的秘史”来探寻和洞察我们民族的发展史、命运史、苦难史，显示了独具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