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霞  安康学院

癸巳初冬，我应邀参加了市文联与安康学院共同召开的“《姚维荣文集》出版座谈会”。拿到四部140多万字沉甸甸的书，我首先为姚老师作为一个专职教师在课余辛勤撰述的累累硕果而感动与敬佩。四部书稿，既有当代著名作家评论、也有安康地域文化研究，还有对历史人物命运的追寻；然而，作为一个从小对“故事”情有独钟的读者，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第三部《沧桑岁月》。该书由五部小说和十六篇散文、特写组成。这部原创作品在全集中分量非常重，是作者心血凝结成的精华之果。其内容或演绎个人的艰难成长史，或书写各种不同人物坎坷曲折的婚恋，或揭露“文革”十年浩劫草菅人命的悲剧，或反思当代几十年农村与农民命运的曲折历史，对普通读者，尤其是年青一代全面准确地了解新中国六十多年的曲折历程，认识前三十年“左倾”思潮的巨大危害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艰辛岁月的苦难叙事

“文学是人学”。高尔基的这句名言高度概括了古今中外一切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文学是作者以审美的方式对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不少著名作家的成名作都是以自己的生活为原型创作出来的，比如曹雪芹与《红楼梦》、巴金与《家?春?秋》、杨沫与《青春之歌》、路遥与《平凡的世界》、索尔仁尼琴与《古拉格群岛》等等，因为人总是对自己亲历的生活及其时代最熟悉、感触最深的。《沧桑岁月》既是作者坎坷人生历程的记录和见证，也是新中国在跌撞中成长的记录和见证。

姚老师作为老三届高中生这被“文革”颠覆、扭曲了青春的不幸的一代，加上父亲旧社会上安师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历史问题和伯父的地主成分影响，在政治进步、前途事业、爱情婚姻上历尽坎坷曲折。这部集子中的小说《考验》《唱给弱者的歌》，散文特写《青春的摇篮》《冬日寻绿》《石庙沟记事》《人生在这儿转了个弯》《二零八号宿舍》《十年生死两茫茫》《高墙外的“渣滓洞》等，就从不同角度真实叙写了自己艰辛的青少年岁月。十岁左右就开始砍柴、挑水的辛劳，三年大饥荒时饿肚子的苦涩，“文革”中被迫退学当牛倌的凄伤，被关进派性集中营几乎丧命，八年“三线”民工生活的考验。“文革”结束后，清除了“左倾”思潮，社会逐步回到常态，他才有机会在1977年底恢复高考时，以农民身份走进考场，并在语文考试中以此作为《难忘的一天》作文题的内容，取得了好成绩，次年跨进了大学校门。三十而立，苦尽甘来，最终脱离了农籍，改变了后半生的命运。应邀为母校安康中学校庆所写的散文《青春的摇篮》，真实记叙了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学生活。“文革”前的单纯热情、好学上进，“文革”中的动荡磨折，八名学友的死于非命……在《延河》上发表的《冬日寻绿》，则诉说了在”大串联“高潮中，自己却由于父亲被批斗开除回农村只好自动退学到山寨牧场去当牛倌的无奈、酸辛，以及苦难中的思考，坚韧。《考验》与《唱给弱者的歌》虽为小说，实则是作者某方面经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前者写主人公因家庭出身影响入团、入党的艰难，面对诱惑坚持正直人格的操守；后者选取了一个典型的生活场景来切入，由于时代原因，学习优秀的小恒远离课堂当了筑路民工，在一个寒冷的大雪封山的冬天上山砍柴，疾风、暴雪让他寸步难行，尤其是想到自己各方面都那么优秀却因父亲出身原因被拒绝在大串联的同学之外，要受尽这人间的苦，思来想去痛苦到极点，准备自杀以解脱。幸亏遇到了同样经历坎坷遭遇不公对待的大海哥的相救和安慰才从低谷中走出。小说也写出了在困难时期，人处窘境时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及难得的情谊，读来让人觉得温暖，唤起对人世生活的希望和信心。散文《二零八号宿舍——我的大学生活剪影》写了恢复高考后有幸考入大学的老三届们在大学校园的生活。刚刚成立仍在建设中的大学校园，环境是简陋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从思想禁锢中走出的人们对美好精神的追求和渴望却是令人感动的。他们成为我们国家从“文革”劫难中走出，恢复建设的有用之才，全身心投入祖国的复兴之中。

《沧桑岁月》中的每一篇都是作者对艰辛岁月的苦难叙事，作者告诉我们，在那个变态的时代里，生活是充满苦难的，我们国家的命运也是曲折多舛的。初生的新中国像蹒跚学步的幼儿必须在多次的跌跤中才能长大成人，付出的同样是沉痛的代价。读完这些文章后会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受到今天稳定正常的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我们国家能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同样是多么的不容易。多少人历尽艰险才有了今天的生活，难道我们不该牢记过去胡折腾的教训，珍惜今日改革开放的成果吗？
二、苦涩婚恋的沉重书写

爱情，是人人向往的圣地，也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但无论是在文学作品或实际生活中可歌可泣的爱情大多总是以悲剧结局的，比如焦仲卿与刘兰芝、祝英台与梁山伯、贾宝玉与林黛玉、涓生与子君、陆游与唐婉、顺治与董鄂妃、光绪与珍妃等等，无一不是历尽曲折以悲剧收场。《沧桑岁月》中的散文《石庙沟记事》和中篇小说《渭水长流》《呜咽的鸳鸯河》《我们村里的“阿庆嫂”》也是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作者以自己身边的人事为创作的原型，生动地描写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后几十年内不同时代、身份的人们在爱情婚姻上的曲折遭遇，让我们读来随着主人公的遭遇而唏嘘不已。

人作为高级的社会动物，在追求异性、婚恋选择上必然要受到特定时代政治因素、文化风俗的种种制约与影响。保加利亚爱情婚姻问题专家瓦西列夫认为：“爱情是一种复杂的、多方面的和内容丰富的现象。爱情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的多方面的和深刻的生活辩证法。它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结成一体。”因此，不论什么时代，人们在选择对象的过程中，除长相外，各自的社会身份也是考虑的重要方面。在一个充满极权政治、阶级斗争的高压时代，人们的婚姻恋爱必然要受到极大的压抑与扭曲。一方面是不少达官显贵们在两性关系上享有的充分自由，乃至恣意妄为；另一方面是对普通老百姓、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婚姻自由的种种限制与禁锢。《呜咽的鸳鸯河》中那个农民家庭的两代夫妻，就因此产生了种种矛盾痛苦，直到发生翁媳畸恋、自杀殉情的人间悲剧。新时代给了卢秀莲与陈宝文母子在各自的青春岁月里改变农民身份、实现更大人生价值的命运变化，却限制了他们解脱无爱婚姻的权利与自由。顺德与秀莲、宝文与秋云两对夫妻的关系，一开始就是违心的、不对等的，自然在婚后更难经得起岁月的考验。两对夫妻在很多方面不能交流，步伐始终不能一致，矛盾不断发生，现实和心理差距越来越大。母亲与儿子为了挣脱各自无爱的婚姻提出离婚，却遭到种种非难与限制，以至两代人都陷入夫妻长期分居的名义婚姻之中互相折磨。最终导致在老家相依为命的公公与儿媳这两个怨女旷夫发生了肌肤之亲。畸恋被女儿无意中发现后，秋云自感丢人，无颜面对出于种种习俗和阴暗心理支持她坚持不离婚的亲人邻居和法官，跳河自尽。这部中篇的悲剧色彩和认识价值，比起八十年代影响很大的同类题材小说《死缓》、报告文学《荒滩桑小做蚕难》毫不逊色，甚至更加突出。《渭水长流》中的秀琼与《我们村里的“阿庆嫂”》中的秋文，作为聪明俊秀又有文化的农村姑娘，一个由于家庭贫寒不得不为哥哥“换亲”，一个由于成分不好学无所用，无法找到与自己才貌相当的如意郎君，成为大龄剩女，都被迫违心嫁给了毫无共同语言的木讷丈夫，在无爱婚姻中消磨时日，苦不堪言。冷酷的现实与少女时代梦想过的美好爱情理想之间横亘着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丈夫儿女无法舍弃，美好理想难以忘怀，鱼与熊掌不能得兼，何去何从？这也是那一代青年人所面临的共同难题。《石庙沟记事》则真实记录了三线建设工地几对年轻人在那个漠视美好人性和爱情的岁月里的不幸爱情和命运。因触犯规定自由相爱而投江致死的女青年，因希望体验“恋爱的滋味”而被免职的司务长，违规自由相爱而被处分，失去前途的军人小梁和知青小杜，个个都是悲剧。

作者用质朴的笔，还原了特定时代中不同人在爱情婚姻悲剧中苦苦挣扎的生存世相。有原始淳朴的乡风民俗的描写，有生动活泼的生活场景的叙述，更有对新旧观念转变期男女爱情婚姻观的思索。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婚恋充满苦涩与纠结，我们看不到两情相悦，琴瑟和谐。在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的情爱打上了复杂而浓厚的时代烙印。当时，一方面农村处在极端贫穷落后之中，另一方面，阶级论、血统论大行其道，自然，在找结婚对象时，这些也是必考虑的因素，多少不幸的婚姻都是基于此而结成的。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或是逆来顺受传统婚姻的安排，或是犹疑其中而不能自拔，或是坚决反对旧式婚姻追求自主爱情。其中作者着力描写的就是那些出身农村，但接受了新式教育，思想开始觉醒而又囿于时代因素不能到广阔天地中去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命运。

小说中对农村青年婚恋的叙述是真实生动的，既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也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是几代人朴实而苦涩的记忆。他们不幸的婚姻中掺杂了太多历史的、阶级的、政治的因素。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男女青年命运的缩写，是小人物在历史大潮冲击下的无奈挣扎与奋力反抗的还原。由此我们会想到鲁迅和朱安、郁达夫和孙荃、徐志摩和张幼仪以及《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刘巧珍，他们都是热血的青年，他们渴望爱情的自由与婚姻的幸福，但都不同程度的成了礼教下历史中的牺牲品，不和谐的婚恋曲子中奏出的是异样的时代回响，读来让人感叹唏嘘。
三、血泪历史的无畏反思

为什么会发生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浩劫，这是经历那个时代挫折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更应是我们这些后辈深思并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每个人的命运注定要与我们国家的历史血脉相连，当历史走了弯路，出现异象，结出恶果，那么生活其中的每个人都应承担后果，做出深刻的反思。因为国家是我们的母亲，母亲遭难，子女责无旁贷应与母亲一同受难。如今，就应思考如何让祖国母亲不再重蹈覆辙，受苦受难。作者对苦难的叙述，对罪恶的控诉，对人性的拷问，其实就是勇于承担责任，做出自己的努力。“文革”结束后，巴金写了叩问灵魂的《随想录》，把自己放入被拷问的位置接受审讯，让人起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彼伏此起。但囿于当时的局限，或许是出于谨慎，或许是刻意为之，许多文章写得比较模糊，刻意回避某些敏感的话题。在《沧桑岁月》中，作者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真实的描述，让人佩服他无畏的胆识，同时也震惊于历史的真相。小说《考验》写出了在“文革”后期，中学民办教师陈恒不愿迎合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诬陷老校长，而敢于顶撞邪恶势力、伸张正义，最终却被权势者开除的命运。陈恒就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时代英雄。读此让我们感觉人间正气长存，酣畅淋漓。政论散文《天不可欺——为“三年自然灾害”辩诬》把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饿死千万人的原因从长期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天灾，转移到执政者搞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浮夸风，违背经济规律胡折腾，漠视农民疾苦高征购的“人祸”上，有理有据，恢复历史真相。这些，我们在官方文件和教科书上是看不到的，因此长期处在被蒙蔽之中。《“暑教会”——安康“文革”第一劫》则真实还原了“文革”初期对知识分子心灵和肉体的摧残。“窥一斑而知全豹”，一个小小的偏远县城上演如此的闹剧，全国上下又会是怎样的疯狂？

当然，最触目惊心、催人泪下的是特写《高墙外的“渣滓洞”——安康“文革”恒口集中营纪实》。作者以纪实的笔法写了自己那段刻骨铭心、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在高中上学时陷入文革派系斗争中，本来是夏忙时节准备回家劳动，却被敌对派视为奸细抓到了“集中营”里，这里关押的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但是却都遭到非人的折磨。我们不禁要问，是谁给了这些人私设监狱的权利？首先无故抓捕百姓，接着对他们严刑拷打，这些无辜人的肉体和人格都遭到了无情的践踏。一个堂堂的公社武装部长、共产党员，竟然被施暴者用大棒活活打死。更有甚者，那些丧心病狂的家伙竟然在自己一派撤退的前夜，把十三个无辜的宝贵生命推入大坑残忍活埋。试想，在新中国，在朗朗乾坤下竟然还会发生这种无异于日本人入侵时的人间惨剧，这些人身上的兽性怎么能肆无忌惮张狂地在善良的人身上施展？谁之罪，是什么让这些人变成了兽？谁该为此承担责任？作者以犀利的笔触指向当局者，向政治阴谋家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和谴责。正如文中孙叔所说：“这人的本性里面哪，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当社会环境正常，法律健全时，人性中恶的一面就被抑制，使他不敢、也没有机会胡作非为；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原来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就为人性中恶的一面提供了释放的机会，表演的舞台，导致好人受气，坏人得意！”

《我的农民兄弟》《我的“地主”兄弟》是作者对广大农民命运的关注以及对半个多世纪国家对农民政策变化的思考。首先我们会问：新中国建立后，不管是农民还是已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都是国家的子民，为什么会被划上政治的符号而区别对待？“文革”期间，许多被划为地主的“政治贱民”被揪斗折磨，甚至被羞辱打死，他们的子女也成为受人歧视的对象，这一切多么不可思议。而又是为什么“处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方面受到空洞虚幻的‘依靠贫下中农’、‘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等政治待遇，一方面在饥饿、劳顿的生存底线上苦苦挣扎”？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见证人，作者不是一味地否定、抹杀共和国的成就。在直面前三十年政治经济文化一系列重大失误的同时，他热情地讴歌彭老总、魏校长那样真正的革命者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讴歌我们勤劳善良的人民的建设热情；热情讴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取得的一系列显著成就，尤其是对农民免除“皇粮赋税”、实行低保、医保，对中小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等惠民政策的深情赞颂。

文学作品反映生活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使读者获得关于历史和现实、社会和人生的种种认识。马克思说过：“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沧桑岁月》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对我们年青一代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必须时刻牢记“左倾”思潮给我们党和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的深创剧痛，坚持改革开放。所谓改革改什么？不就是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整人政治，改变以大跃进、大锅饭、胡折腾为标志的经济方针，坚持按照邓小平理论、按照科学发展观搞好经济文化事业，建设和谐社会吗？所以只有旗帜鲜明地反对左倾路线，才能理直气壮地坚持改革开放！

作为大学教授，姚老师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教学与研究上，《沧桑岁月》只是他的业余创作。因此他没有、也无需去刻意迎合某些观念，迎合市场需要，所有的文字完全是心血的吐露，是沉重生命历程的再现，所以文笔质朴，感情真挚，毫无造作之态。读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情文人坎坷的一生：有对理想爱情、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有动乱岁月底层人生真实心路的记录；有对社会历史勇敢的叩问。具有珍贵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真实、生动、充满血泪，体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一个文人的社会使命，可佩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