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 航   安康市群众艺术馆

张宣强对紫阳文学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著名作家李春平先生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张宣强老师的文学创作和辅导，对我及紫阳县其他作家的起步，都是有影响的。”张宣强主编油印刊物《山花》期间，以之为辅佐文学新人的阵地，推动了一批文学青年的茁壮成长，如李春平、叶松铖、杨世芳等，为他们的作品走向全国奠定了基础。现旅居海南的著名作家杜光辉也曾受到过张宣强的辅导。

张宣强在推动紫阳文学发展的同时，笔耕不辍，尤其是散文创作取得了较高成就，张宣强的第一部散文集《村野随笔》出版后，受到各界的广泛好评。

张宣强的散文是诚挚的散文，淳朴的散文，是爱心的汇聚，是心灵的自然流露。他以匍匐在大地上的姿态书写陕南风情，以极其真诚的心态关爱故乡的人、事、物，他文章的风格熔铸了陕南形象：既有山清水秀、绿意盎然的纤柔婉转，也有绵延千里的厚重和遒劲。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民间歌手，将至爱着的乡土，一遍遍吟唱，把一腔深情的旋律，播撒在字里行间，一颗颗眷恋家园的种子，在读者的心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村野随笔》出版后，张宣强并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又有数百篇散文散见于《中华散文》《散文百家》《中国文化报》《延河》《少年文艺》《旅游导报》《衮雪》《星期天》《现代人报》《各界导报》《特区教育》《灵岩》《人在旅途》等数十家刊物。《绿野之约》便是从这些发表过的文章中精选汇集而成，是《村野随笔》的姊妹篇，联袂对陕南乡村作了诗意的描绘。该书分为五部分：童年童趣、黄土幽默、人类自然、凡尘物语、文化茶座。以笔者观之，《绿野之约》属于典型的乡土文学，取材于故乡风物，以真诚的姿态歌咏家园，文字里弥散着浓郁的乡土情结。不仅如此，作家还在这些优美的文字背后，传递了家园独特的民俗信息，彰显了较高的艺术技巧。

一、乡土情结——作家笔底的核心意象

乡土情结是每个作家创作中最为幽深的历史文化积淀。现代作家柯灵在《乡土情结》中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过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辽阔的空间，渺远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这就是乡土情结。在这种情结驱动下写出的关于乡土的作品就是乡土文学。

北大教授、著名学者段宝林先生对乡土文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我们看到一个显著的事实就是乡土文学中的杰作，代表了现代文学史上最高的艺术水平！乡土文学作家不仅熟悉家乡的风土人情，而且对家乡这块热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能写出艺术水平较高的文学作品。

      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湘西》都是乡土文学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这些作品中重建了心中理想的家园，家乡的一花一木皆牵连着作家们的心肺，家乡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令人难忘，以至能在脑海里留下长久的印记，甚至在若干年离开家乡后，凭记忆写出的家乡山水，仍然栩栩如生，生动感人。贾平凹和沈从文成年后都离开了家乡，而张宣强一直生活在家乡的怀抱里，从未离开，尽管他有多次调离家乡进驻大都市的机会。家乡对他巨大的情感吸附，使他迈不开沉重的步伐。家乡很美，大都市也很美，但大都市毕竟不是家乡，大都市有很多个，但有根的家乡是独一无二的。张宣强在《村野随笔》中已经流露过对家园的一往情深，在《绿野之约》中更是饱含深情，对家园的风物做了近乎全景式的观照。
    《绿野之约》中首先进入读者视野的是家乡的植物，这些儿时的“伙伴”，在作家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羽状叶，色灰白，香气清幽”的蒿芝（《蒿芝》）。“植株如棉花，秆黑，枝繁叶茂”的野棉花（《野棉花》；“像狗芽，茎叶肉肉的，紧紧匍匐在地”的狗芽菜（《狗芽菜》）；“大小如豆，极繁，秋为青色，入冬，霜风一吹，一树红如簇火”的红枣（《红枣》）；“叶润硕光滑”，“翠绿色，饱满如鸡蛋”的桐子（《桐子落，童子乐》）；粉红翠绿的女儿红；让人心旌摇曳、神思缥缈的栀子花；硕果累累的金钱橘；坚硬瘦小、纹理精致的野核桃；高居悬崖的岩缝树等等（《美树》）。在家乡这个博大的植物园里，这些金色的印象、绚烂的烙印一直镌刻在作家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除此之外，家禽和小动物也是作家童年的“玩伴”，《牧羊小记》中的小羊，一只“文静，不急不躁”，另两只“雄性，从小好斗，稍大，骟了，不雄不雌仍是好斗，斗仗时，四眼圆瞪，前脚立起，后脚扎地，‘砰’！犄角相撞，我恍惚看见了火星喷溅。”

    张宣强对土地的感情是绝对真诚的，也许正是这种对土地、对乡村的绝对真诚与信仰，他在创作中一直观照自己的乡土，不仅充满了他不竭的乡土恋情，更渗透了他从人性角度对乡土展开的理性思考。作家始终关注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对土地、对乡村的系统、理性的反思，就是乡土哲学。《绿野之约》中，有关于作家乡土哲学的深刻表达。
    乡土哲学，虽然是一个流传广泛的词汇，但至今尚无公认的科学定义，根据笔者的理解，是指那些根据乡村或者民间经验，已经上升到理性高度的思维结晶，尚未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在《绿野之约》中，张宣强从客观上给我们展现了一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地。作家笔下的“自然”，不是传统认识论美学的人化自然，而是自然最本原、最本真的状态，是与人平等共生、平起平坐纯粹的自然，是先于人类而存在意义上的自然。作家可以从一簇植株、一眼泉水中挖掘出真理，从一头羊、一只鸟身上找到生命的含义。“紧紧匍匐在地”的狗芽菜里，蕴涵着做人的姿态（《狗芽菜》）；“磨不烂的籽粒”里，包裹着做人的精神内核和尊严，“能从苦中品出甜来，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红枣儿》），“我是矛，我是盾，攻杀——抵御，我消耗着我”（《细语人生》）。“但凡‘大’的东西，自由强大的引力，自有送上门的货，哪像‘小’的，要劳劳碌碌折腾筋骨，还得时刻提防被‘大’的吸食了去”（《大莽》）。“看见一只肥硕的兔子，说，真大。看见一头初生的牛犊说，真小”（《凡尘物语》）。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观点的生活化表达；“吃有吃的讲究，太饿狼，太贪了会中毒”（《吃马桑泡儿的学问》），暗含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拾麦穗需要的是稳重和沉静，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华”，暗藏做任何事情都要循序渐进的道理；“这不算是什么诀窍，只是极普通的常识……而常识在某些场合，常会被人遗忘，于是常识就成了诀窍。”这是作家对人生，对思维悖论的探究，这是告诫，也是警示！“为什么收获没有圆满的时候”（《麦田拾穗》）？能嘴衔五十斤重水桶，在山路上健步如飞的牙力士“与长官发生龌龊，被贬，我道：你枉有一口力大无穷的牙，却咬不动那个叫权柄的东西”（《牙力士》）。这是对生活的严肃拷问！“蛇于人有毒，人于蛇有毒，世界乃生生克克之世界”（《人毒》）。作家常常站在人的角度揣度动物，也常常站在动物的角度揣度人，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换位思考，在他的散文中比比皆是。特别是对动物的揣度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绿野之约》中有许多诸如此类充满哲理的句子：“好心给了它们一点自由，便潇洒得没了规矩，胡作非为。”“自由可以让一切生命长膘”（《牧羊小记》）。“凉凳已非昔日粗糙模样，光鉴照人，表叔道：每日不过坐上一两次，功在岁月”（《凉凳》）。“事物的相得相失是有缘分的”（《一眼泉》）。“蠢事对面是漂亮的事，之间，常常只有一线之隔。”“行到路穷处，我为我之路。”“粽子在鸟的肠胃里走了一遭，维系了鸟儿的生命，此一遭又成为它自身生命升华的‘催化剂’，粽子感恩鸟儿，鸟儿感恩粽子”（《山林禅宗》）。
    乡土哲学的介入，使《绿野之约》从空灵剔透的生活表象，进入涵蕴深刻的精神内核，于是，这些优美的散文在灵秀飘逸中透露出磅礴厚重、涵蕴深沉的意象。

二、民俗价值——饱含激情的深度挖掘

    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民间文化中带有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的现象，它主要以口耳相传、行为示范和心理影响的方式扩布和传承。
    民俗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异常丰厚，千百万群众的精神世界，成了它的世袭领地。古代的统治者很懂得“观风俗，知得失”的道理。汉《风俗通义》中有一句话：“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足见民俗对于治理国家，富国安民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民俗也不断地演化，许多不适应时代潮流的民俗事象逐渐消失。但是，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一种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传承性，对我们仍然有着教化、维系、规范和调节作用。同时，也是读者了解和研究一方水土的重要窗口。

    张宣强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深谙民俗对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影响作用，在《绿野之约》中，作家从物质民俗和精神民俗两方面入手，把陕南民俗活化在文字里，使散文多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化韵味，使文字背后多了一种耐人咀嚼的民俗气息。
    首先是物质生活民俗：如吃的民俗，把狗芽菜在“开水烫，沤在那里，两天后，酸了，拌盐和辣椒大蒜”（《狗芽菜》）。吃狗芽菜不仅是苦难岁月中度日的救命粮，就是到了不愁吃喝的今天，它的美味仍然让人垂涎，它不仅是苦难生活的见证，也是当今崇尚绿色食品时代的宠儿。“将蕨粉中搅入煮熟的包谷面糊或蔬菜，切成块儿炒着吃，或做成丸子汤，炒肉、炖肉，更佳”（《蕨粉》）。蕨粉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早已被陕南乡民所认识，所利用，至今仍然是逢年过节或者接待嘉宾的美味佳肴；如生产民俗，“陕南农家，养羊只是‘捎带脚’，没有人专司此职。养两三只，补贴家用。将地角地边的草朳作放牧场地”《牧羊小记》。羊是秦巴山区的宝贝，乡民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以种植业为主，形成了良性循环的生产发展模式。养羊，对于大部分乡民来说，只是副业，不是主业。在西部大开发中，为了更好地执行还林还草政策，乡民们将传统养殖和发展现代农业理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道路；如生活民俗，“山里剃头的实在简便，谁家有剃刀，瞅个空去他家，头发在温水里浸泡一阵，便三刨两扒解决问题，道声谢，各忙各的活去了”（《逃头如我》）。现在陕南流行的理发技艺中仍然保留有用剃刀的习惯，那是水平较高的艺人的绝活，叫“削”头，而不是剃头，也用来刮胡子，操作方式与以前相比大体没有什么改变。“抽烟不叫抽烟，也不叫吸烟，叫吃烟，”“男人皆嗜烟，不沾烟算不得男人，”“手握旱烟袋，二郎腿一翘，微闭双目，一脸的安详，一身的自得……看吞吐有致，悠然怡然陶陶然，人在缥缈的烟雾中，生逢此境如仙境”（《山民旱烟旱烟袋》）。吃烟，千年没变的习俗，陕南的男性乡民把“饭后一根烟，快活似神仙”作为信条，雷打不动。中老年人仍然以吸旱烟为主；如行业民俗，这里有许多匠人。有石匠、木匠、篾匠、弹花匠、劁猪匠，做生意的外爷，背着用“放排”换来的生活日用品，沿着乡村的小路，挨家挨户地“转乡”（《做生意的外爷》）。他们各自遵守着民间的传统习俗，把手中古老的技艺，一代代传承，尽管有些行业正在逐步消失，但在民间，仍能找到货真价实的传人。
    其次是精神生活民俗：如民间信仰民俗，大槐树成了神，能治百病，乡民们对它顶礼膜拜（《树神神树》），反映了乡民们的精神崇拜，虽然有点泛神论的色彩，却反映了乡民们最现实最为经济的防病去灾的思想；如精神娱乐民俗，唱民歌是紫阳人根深蒂固的习惯，真的是“山歌不唱不开怀”，“天下的事物都可以被民歌携带而飞升起来，天文、地理、神仙皇帝、传说典故、社会人性、平凡劳作、日常生活、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无不在民歌中闪耀着迷人的色彩。就连通常应该避讳的‘性’也端庄大方地活跃在民歌之中”（《山歌山羊》），“巴山人唱山歌，出得门来，嘴巴一张，喉咙一敞，歌声便如出笼的鸟儿飞翔起来”《巴山山歌》，这既是乡民们对生活的艺术表达，也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自慰和宣泄；如起名民俗：《故里笔记》中那些特别的名字，起名“苕儿”的，是其母亲在怀孕、生产期间非常奢望饱吃一顿红苕。起名“大米”的，是一家人对大米抱有美好的奢望。在陕南，直至现在，这类起名方式依然比较普遍，大概是以当时最迫切的希望来命名了。从名字入手，就知道这个家庭曾经有过的梦想。

    现在看来，这些物质民俗和精神民俗似乎有着太过原始的一面，但那是陕南真实民俗的写照，在时代步伐飞速前进的背景下来看，这些民俗也正在演变，淳朴的乡民正在身体力行地追寻着传统与现代最佳结合的生活模式。
    张宣强因恋土恋乡而关注民俗，因关注民俗更深层次发现了家园乡土的魅力。在这种思维的循环递进下，无论是精神内核层面还是语言表达层面，都彰显了他眷念家乡，热爱故土的优秀品格。

三、圆熟的创作手法——民俗与恋乡情结水乳交融

    通过编辑刊物、自身写作实践和系统理论学习，张宣强在《绿野之约》中表现了圆熟的创作手法，无论是结构、语言、形式创造，还是内容渗透，都表现得几乎难以挑剔。其中的《村月》《日子》等篇章，是地道的散文诗技法，表现出了一个优秀诗人的艺术修养。
    独具匠心的结构艺术：《山歌山羊》中覃老汉对民歌的讲述，一如余华的《活着》，福贵老汉对生命的讲述，他们一个放羊，一个放牛，对讲述的主题是那么执着、热爱，那么充满诉求。他们的讲述跨越了时空，由过去向现在。他们的讲述不是一韵到底，而是过去与现在相互交叉，虚幻和现实辉映，内容和形式融合，有着大体相似的艺术结构。

    如诗如画的语言：《村月》和《日子》中的语言可以用空灵剔透来概括，几乎难以找到人工修饰的痕迹，笔者认为，这些作品达到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境界。《村月》这首散文诗，其中熔铸了纯熟的诗歌技法——跳跃、含蓄、留白。将家乡浓缩成一幅画，有着世外桃源一般的安静和恬美。《日子》语言蕴藉，把无限话语蕴蓄在有限的话语中，让读者从有限中体味无限。《绿野之约》中，语言的三种表达功能都已具备：声音层、画面层、象征功能。张宣强使用了意味深长的话语形式，从而生产出了抒情内容和抒情话语直接融合、感人至深的抒情性散文。
    正是圆熟的语言运用能力，使民俗和恋乡情结融合到一起，二者相得益彰，其高超艺术，使《绿野之约》的整体魅力大于民俗和恋乡两种情结的局部魅力之和，增强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提升了它们的审美品位和美学价值。
    精湛的语言修养，娴熟的艺术技巧，独具魅力的形式创造能力，是一个作家一生都渴望达到的目标，可喜的是，这些优秀作家必须具备的综合要素在《绿野之约》中得到了较高水平的体现，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较为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