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锦辉 安康市委党校图书馆

中国人崇尚“道”，“道”亦自然、规律也！中华民族悟“道”是为了逐道而行，即改变自然为己所用。如果说有哪个民族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行动上孜孜不倦地探求发展的规律，当属我们中华民族。也就是说“道”源于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总结为六大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六阶段论中每一阶段都有其发展的主导，原始社会的发展主导是自然资源，奴隶社会是奴隶人数的多寡，封建主义社会的发展主导是士族的分封（西方也称贵族的封袭），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导是资本。毫无疑问，当今世界所处的主流阶段应是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最大的道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主导是什么？如何更好地引导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导“资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主导过渡？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曾纯粹的探求经济这一简单而繁杂的现象，但经济永远不可能纯粹的存在和理解。最近，我正在参阅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著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尚未阅读完。其间，市图书馆组织举办“安康首届图书评论征文大赛”活动，在我们单位，我做了大量细致的推荐工作，也产生了写点东西的想法。但真正使我提起笔的是，2015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它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繁荣昌盛，有其理论的科学性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必然性，但不可忽略的是，这一成功结合本身有着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内在同质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息息相关，使得我们不得不再次集思探求发展的规律，继续悟“道”而行。

翻阅《21世纪资本论》，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充分体现了西方善于运用量化分析来研究社会，该书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分配的历史，利用20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该书揭示了资本在现实历史中的演变形式，通过公式和大量的数据模型分析，立足于可获得数据，立足于全世界各主要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但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当然也着重阐述有中国的情况）的长期经济发展过程，给读者尽可能地展现出资本是如何变化，同时，读者可以从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思维，了解资本的作用，对于社会治理及个人对社会的理解有着极强的促进作用。现就部分阅读，做以下体会和启示：

一、大量的数据支持和定量分析是研究当代社会理论的必要支撑。此书完全属于社会政治经济学范畴，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依据了大量的可搜集的世界各国目前可获得的最精准的长期历史数据，通过经济学上公式定律进行分析，来研究社会发展中趋势和矛盾问题，因而具有相对极强的信服力和资料价值。如果能从中剖析出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最终能悟出“道”，成为一种思想，必然会为社会发展指明一定的方向。当然，我并不是说仅读这一本书就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推崇和倡议的是：我们应当重视这种研究方法，而我们中国国内非常缺乏这种治学研究理念或者说只是浅表使用，这也是我们很难出现世界影响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的一种原因。

二、通过阅读，能够看出作者所述的资本历史，其资本演进形式是：农地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城市房地产资本。农地资本为最初态，工业资本对应实体经济的大发展，金融资本为资本极盛阶段，城市房地产资本为资本的待循环寄托。这只是资本的基本循环形式，而循环的状态取决于科技的发展与知识和技能的传播。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具有残忍的吸血本质，该书中总结：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资本也会不断高度集中。当科技的发展与知识和技能的传播无法支撑资本的循环，无法满足资本的收益率，且无法调和资本控制与社会性矛盾，那么就会面临战争或动乱，通过结构性破坏降低资本收入比，减少资本集中度，从而实现再次循环。但当今世界，特别是对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来说，资本控制者不敢轻易发动可能引发世界级的战争，那么动乱就成为必然选项。大国博弈下，先是搞乱热点地区小国，如果不能满足胃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动乱国，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阴谋主义、摩擦主义不断滋生，估计最后大国也很难独善其身，这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局势变化与以往不同的显著原因。这种形势，会越来越复杂和严峻，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最强大的资本必然在最安全的地方操纵世界，而这个地方现在却是最强大的世界霸主，建立在资本基础上强权，必然会对其威胁千方百计的打压。

三、该书对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进行了详细阐述，有助于我们量化分析现实对象中资本的正负作用程度。这个定律是：

资本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α＝资本收益率r×资本与收入的比β

举例来说，如果国民财富等于6年的国民收入，资本的年收益率为5%，那么资本所创造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是30%，有关收入、资本及资本收益率的经济学概念这里不再详述。这一定律，可以用于国家、行业、企业等以衡量资本密集度或者资本主义程度，还可进一步考查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研究国家地区发展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四、该书资本主义第二定律：

β＝s/g，β为资本/收入比，s为储蓄率，g为增长率。

举例说，假设一个国家每年将12%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而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为2%，那么其长期的资本/收入比将等于600%，这个国家积累的资本将相当于6年的国民收入。这一定律虽然不能说是完全真理，但从中我们仍可以借鉴用以指导我们发现问题和应对困境，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30多年，由资本净输入国，现在已开始成为资本输出大国，这与我们这30多年的储蓄率远高于增长率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注意虽然β与g成反比关系，但我们国家s与g的相对性是极大的，这也可以说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创造这样好的矛盾平衡奇迹。这一公式反映了一个浅显但重要的事实：储蓄较多而增长缓慢的国家将在长期中积累起更大数量的资本（相对于收入而言），而巨额资本反过来会对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事实的负作用更多的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困境中，中西方之间效果差距如此之大，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第一是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平衡点把握方面，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理论要更合理些，这又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可能做到的，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决定的；第二是资本具有特定阶段社会治理工具性，不能完全等同意识形态的区分，用于政治私利性，就会将资本的吸血作用发挥极致，如果用于政治公利性，就会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发展；第三个原因是，我们也客观地承认，我们的高速发展与后发优势和吸取了超越阶段的深刻经验教训有着很大的关系。

五、该书通过长期的数据分析认为，从长期视角看的增长率与现时的增长率存在极大的感知和实际差异，“如果人口和人均产出的年增长率在很长时期内维持在1%左右（例如1700年以来的情形），应该算是非常快的增长，尤其是与工业革命之前多个世纪接近于零的增速相比。”所以，“未来多个世纪的增长率则可能返回很低的水平，至少其中的人口增长率是如此。”这是因为“很低的年增长率如果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会导致巨大的不同”，即累积增长定律。这也是作者此书的核心观点，换句话说“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明显而细小的差距，将在长期内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演变产生强大而不稳定的影响”。实际上，这也反映了这样一个共识，从长期来看，经济是会增长的，但经济周期现象将会不断往复发生。但这只是发现了问题，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人们仍然迷雾团团，但了解这些问题也只有去加深了解才能使我们不断前进。

六、基于上述而不限于上述理解，该书作者分解出社会财富分布的趋同力量和分化力量，并建议“必须建立一整套公共机制，使资本为整体利益服务，包括在各个行业中发展各种新型资产和新型的参与性治理，还包括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我想作者的这一观点很大一层原因是源于对中国特例的研究和中西方的比较启示的，我认为虽有可取之处，但仅只是经济层面多些，还是没有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因而他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中国力量。作者认为：“趋同的主要力量（即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只是部分自然和自发的，它同样很大程度依赖于教育政策、获得培训和适当技能的途径以及与之相关的机构”；而分化的根本力量是因为r（资本收益率）＞g（经济增长率）。首先，这一结论层级有点混乱，我理解作者的理论总结层级应是这样，科技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资本等发展主导只是工具，趋同的力量是g且g＞r，分化的力量是r且r＞g。其次，虽然有偏差，但有一矛盾的共识：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为1%左右，考虑到现在社会的科技重视度和实力，也最多不会超过2%，但资本要求的现实收益远大于这个比率，一般不会低于5%，即发展需要资本，也需要控制资本，直到发展的工具性主导地位不再属于资本。最后，作为理论研究，需要将这一经济现象联系到政治层面才能寻找到一条解决困境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阶段性归宿必然是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上述体会只是自己的阅读体会，这一课题的探讨绝不可能是这点篇幅能承载的，我将题目定为《让思想飞起来》，也是寄予了一点希望。中国的教训、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成就、中国的伟大复兴结合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与世界融合的程度，已经到了必须升华，形成中国新思想的历史阶段，这也是世界的需要。当然，对于我们这些爱好者而言，这也只是共同学习的过程，在这个学习参考的过程，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思路和布局，谈不上是什么思想或理论，更不是谁对谁错的争论，只是爱好而已。